高价值创新药正在加速惠及患者。今年7月，《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在“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下，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将由医保与多层次支付体系共同驱动。在刚刚公布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通过形式审查药品名单中，已有534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121个药品通用名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形式审查，如果能顺利通过接下来的评审与价格谈判/协商等环节准入相关目录，针对肿瘤、免疫、阿尔茨海默病等创新疗法有望通过医保或商保等多元化支付提升可及性。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金维刚表示，阿尔茨海默病（AD）是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最具挑战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点防控的重大慢病。围绕高价值创新药研发、准入、临床使用到多元支付构建产业链条，将有助于推动突破性新疗法的可及和可负担。

　　2024年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关于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简称《行动计划》），提到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包括AD在内的老年期痴呆患者数量持续增长，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

　　金维刚认为，AD起病隐匿、进展不可逆，一旦进入中晚期，将对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照护负担，因此防控关口必须前移，建立起覆盖早筛、早诊、早治的干预体系。加快研发该疾病领域的治疗方案，推动和保障有转化价值的突破性创新疗法的可及和可负担，在明确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的社会价值基础上，试点推进疾病早期筛查，并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于推动AD早检早诊早治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金维刚

　　《行动计划》特别强调筛查与早期干预。对于AD患者来说，成本压力主要包括什么？早期治疗是否有助于减轻这些成本压力？

　　金维刚：我国是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疾病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过去32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的负担增长了3倍，目前我国AD患者约有983万人。AD产生的病因比较复杂，例如年龄增长、遗传因素、头部损伤、血管疾病、感染和环境因素（重金属、微量金属等）。

　　AD临床前期或症状出现前期，其特点是轻度记忆丧失以及一些大脑早期病理改变。大多数患者可能仅仅表现为记忆力不如以前，频繁忘事，但是像出门坐公交、坐地铁、做饭、做一些家务，这些日常活动都不会有显著的功能性障碍，此阶段可持续数年或更长时间。中重度阶段患者记忆丧失加重，难以识别家人和朋友，失去冲动控制，同时用药负担逐步加重，且常伴有并发症，进一步提高住院频率与合并用药成本。AD患者因合并症导致再次入院的最常见原因是肺部感染（32.0%）、AD 本身（14.7%）、血管疾病（8.7%）和骨折（8.2%）。患者单次再住院总费用为 30,911.96元人民币左右，单次住院时长约25.06天。通过早期筛查识别高风险人群，针对性做好早期干预，可以显著减缓疾病进展，延长患者在中重度AD前能够独立自理的时间，减轻家庭压力。

　　推动早筛早诊早治，尽早开展药物干预，不仅有助于减缓疾病进程，将患者维持在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轻度痴呆阶段，延长其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和支出，更可在中长期有效降低整体社会经济负担。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年均费用就已达到了1.1万亿人民币，中度、重度AD的总成本是轻度AD的1.3、2.1倍。因此，对于这种具有严重健康危害的慢性疾病，早期干预可以得到极大获益，值得通过医保给予支持，将这些药品尽可能地纳到保障范围，使AD在早期就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减轻全社会的负担。

　　作为导致我国人群死亡的重大原因，AD不仅给患者带来了昂贵的医疗花费，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怎样的负担？

　　金维刚：若缺乏有效的早期干预，AD导致的家庭照护负担和社会医疗负担将会继续大幅增加。我国以家庭照护模式为主，患者往往需要专人陪护，除直接医疗费用外，AD家庭承受着更大比重的非直接成本。相关数据显示，AD的直接医疗费用仅占到总成本的32.51%，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则分别占15.62%和51.87%。同时，AD患者容易走失或发生事故，即使是专门的护理院、养老院，专业服务能力也依然无法满足患者照护需求，而且一般家庭也承受不了较高的照护费用。因此，很多家庭的患者照护负担比较重，从大的趋势来看，AD患者照护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解决，单靠家庭肯定是不行的。

　　数据显示，2015年，AD患者年均费用是人均GDP的2.4倍。相关研究显示，约有三分之一的处在轻度认知障碍（MCI）的AD患者会在五年内进展到痴呆。照护AD患者的家庭成员需要占用大量的工作日时间，包括照护所致的误工损失、雇佣护工的支出、长期护理机构费用，以及日常生活支持和康复相关开销。

　　越来越多的创新药物推动AD治疗从症状控制到疾病修饰治疗（DMT）跃迁。创新疗法在疾病早期阶段进行干预，减缓患者进展到中晚期阶段的进程，是否可能让AD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疾病？

　　金维刚：如果想要减缓进展的时间足够长，令患者在有生之年都能够保持生活自理能力，这需要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尤其需要加强对AD的早期筛查，包括在常规体检中把检查指标纳入，在公共卫生领域投入更多资金，特别是对于高危AD群体，比如有AD家族史，建议可以纳入早期筛查范围。

　　AD疾病修饰疗法（DMT）的出现，让AD早筛早诊早治的体系建立成为可能，使其具备像其他重大疾病一样的“慢病管理”特征。目前已有创新DMT疗法在中国获批，且均为靶向Aβ的单抗药物。同时，相继发布的指南和专家共识均推荐符合条件的早期AD患者使用Aβ单抗药物进行治疗。

　　面对老龄化进程加快，以AD“可防可治”为目标，对于构建一个“早筛早诊早治体系”您有着怎样的建议？

　　金维刚：第一道防线就是尽可能由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联手，就患者早期诊断筛查和早期干预，提供必要的治疗和指导。建议把认知功能筛查作为老年人健康体检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常规内容，制定统一的筛查路径和操作规范，提高关键诊断工具的可及性，建议在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工具普及和使用培训，方便开展患者筛查。

　　强化公众教育与健康促进，通过社区宣教、媒体科普等手段，提升中老年人对AD早期症状的认知，激发主动筛查意识，推动筛查率和就诊率的提升。优化医疗保障，支持早期治疗，对于确诊后早期患者的治疗，建议在医保政策上给予优先支持。

　　医保在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方面，逐步开始探索多元化支付。对于DMT药物的早期使用，以及患者的早期检查、护理康复等，您认为医保可以给予怎样的支持？

　　金维刚：医保政策在发挥保基本作用的同时，应起到充分的带头作用，率先为突破性疗法提供价值认可，帮助早期AD患者群体以可负担的方式，及时和公平地拥抱创新药物，加速疗法价值的转化。

　　对于AD这类疾病的治疗，无论是创新药物还是创新技术，只要是能够改善症状，减缓发病过程，提高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为社会创造额外经济价值，在政策方面都应当给予支持。从医保角度，对于AD这一类疾病早期干预，因为早期控制病情，让疾病进展的速度减缓，从而减少患者因进展至中晚期产生的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减轻医保基金和长护险支出的压力。从社会角度，早期的干预不仅能够延长患者职业生命周期，为社会创造额外的经济价值，还能够降低家庭照护者的照护负担，让每个家庭远离“记忆税”带来的沉重枷锁。

　　十分重要的是，破解AD困境、落实《行动计划》，需要多个部门配合，特别是在基层加大投入。如果能够把AD纳到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做好早期筛查、早期健康教育，将早期干预和治疗做到位，未来就不会出现那么庞大的中重度AD患者群体，这是对抗认知症问题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