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夏的一个上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候诊区坐满了人。年轻夫妇们低着头刷手机，偶尔抬眼看看叫号屏幕，有人手里攥着一沓检查单，有人轻轻靠在伴侣肩上闭目养神。

　　1988年，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这里诞生。三十多年后，这个科室依然站在最前线。2007—2020年，中国不孕症的发病率从12%上升到18%，受不孕症影响的人口约5 000万，并有继续上升趋势。而辅助生殖技术是解决不孕症的有效方式。

　　“错过最佳窗口”的现实困境

　　“随着晚婚晚育成为普遍现象，生育年龄不断推后，许多年轻人错过了最佳生育窗口，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殖健康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生殖医学科主任李蓉教授指出。

　　她表示，部分存在生育障碍的夫妇通过药物调理、周期调整或专业生育指导等简单干预，就能成功妊娠。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最终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生育愿望。

　　她也提到一些目前的困境，一方面是患教不到位，在生育方面有困难的人群中，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讳疾忌医，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另一方面是辅助生殖有效率低，每次治疗获得健康活产的概率不到 50%。这意味着患者需要有合理的心理预期，可能需要多次治疗才能成功。

　　用药安全：一场容错率低的科学“艺术”

　　对于那些最终需要借助辅助生殖技术的人来说，用药是绕不开的一道坎。

　　“在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用药是关乎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李蓉说，“无论是促排卵药物还是黄体支持药物，其合理应用都直接影响着治疗结局。”

　　她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科学，以及艺术。

　　“科学”的部分相对容易理解——药物要经过多年临床试验和多中心研究验证安全有效，才会被推荐用于临床。但“艺术”的部分，往往更难。李蓉解释道，“尽可能找到药物特性与患者个体差异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从而安全、高效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真实世界证据：填补“看不见的空白”

　　如果只是经验，那距离“安全”还有很长的路。

　　辅助生殖用药的特殊性在于，它影响的不仅是当前的治疗结局，还可能关系到胎儿乃至子代远期的健康。受伦理和研究条件限制，孕产及辅助生殖人群难以大规模参与传统随机对照试验，使得相关药物长期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判断辅助生殖用药是否真正安全，往往需要至少一年的实际使用和随访结果。比如出生缺陷监测，出生后一周的即刻评估仅能发现2.1%的重大畸形，而将随访窗口延长至出生后一年，检出率可上升至2.6%。没有真实世界的长线追踪，这些“迟到”的风险就可能被遗漏。

　　这就是为什么真实世界证据变得如此重要。

　　李蓉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团队，近期完成了一项基于十余万辅助生殖周期、涵盖五万多例活产新生儿的大样本真实世界研究，系统评估了孕早期相关用药的安全性。为我国孕产人群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本土循证依据，并为建立更成熟的用药安全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中国孕产人群用药安全从“经验型保护”迈向“循证型管理”。

　　公众认知是“最后一公里”

　　技术有了，证据也在积累中，但还有一个问题挡在中间：公众认知。

　　“我国辅助生殖诊疗水平已与国际接轨，设备与临床经验优势显著，当前关键在于提升公众认知。”李蓉说，“精准化、个体化是技术发展必然方向，唯有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满足群众生育需求。”

　　李蓉建议，一方面要强化科普宣教，引导育龄人群树立理性的生育观念；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生育力保存工作，推动生育保障从“被动治疗”向“主动保护”转型。

　　“十五五”规划纲要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需要政策支持，需要医疗端提供坚实保障。推动以真实世界证据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建设，完善多层级生殖健康服务供给，让每一个有生育意愿的家庭都能够在充分证据支撑下，获得安全、有效、可及的用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