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提取时代关键词，记录国家成长与进步。中国之声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时代关键词》。本期推出健康篇，关键词特别提示：支援乡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三明医改”、家庭医生。

　　九月，河北邯郸，新手妈妈陈女士带着孩子进行婴幼儿健康检查。同一院区内，前来检查的“准妈妈们”络绎不绝，产前筛查成为他们守护孩子健康的第一步“关口”；“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全生命周期的守护由此开启；全国99.9%的孕妇实现了入院分娩，省、市、县三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构成的婴幼儿诊治体系让我国婴儿死亡率在2023年首次降至4.5‰以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升到2023年的78.6岁。对于当了五十多年儿科医生的路生梅来说，这是她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1968年，路生梅第一次离家，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丘陵沟壑和风沙大漠在这里汇集。当时，她刚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是众多走向农村的医学毕业生和城市医务人员中的普通一员。

　　路生梅回忆，当时，他们积极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学校我们这一级的所有同学大概163名，无一例外，全部分到外地”，在路生梅看来，这是属于时代的号召。自此之后的56年，她从未离开祖国分配她去工作的地方。

　　早在1950年，我国就已经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公共卫生体系发展方向，两年后，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但在广袤的农村地区，长久以来的“缺医少药”困境难解，“小病拖、大病扛”是不少老百姓不得已的选择。

　　路生梅工作的佳县人民医院最初只是几孔墙皮脱落的破窑洞。她是分配到当地唯一的一名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在她刚刚工作时，佳县地区婴幼儿死亡率高达60‰。当地孩童中流行一种名为“四六风”的常见病，婴儿出生四到六天就会夭折，一次出诊后，路生梅发现了疾病的病因，婴儿出生后，产妇家中准备用来剪断脐带的是一把生了锈、没有消毒的剪刀，婴儿可能因此感染破伤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路生梅积极普及科学的新法接生知识，大幅降低产妇和新生儿感染破伤风的风险。

　　路生梅决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乡村的孩子一份生的希望。她定期到乡村巡诊，足迹遍布佳县所有乡镇、村庄。而从1966年到1976年间，全国范围内，城市和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总量达到了110多万人次。

　　1984年，路生梅创办了佳县第一个正规儿科，她开始帮助当地培养更多专业医生，很多她曾救治的孩子后来成为了她的同事。“看到他们现在很健康，有自己的家庭、孩子，甚至有自己的孙子，我就觉得挺欣慰的。”路生梅说，当得知被她接生、救治的孩子后来有的和她一样，走上医疗战线，她有很大的成就感。

　　如今，80岁的路生梅依然准时出诊。这是她退休的第25年，也是她扎根在陕西榆林佳县的第五十六年。

　　一根针、一把草，赤脚医生创办我国第一个合作医疗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发从琢磨，要不要离开家乡。他所在的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村，群山环抱，十分闭塞，但这里有个名号，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诞生地。1966年，正是李发从的师爷——“赤脚医生”覃祥官创办了这个合作点。

　　李发从的父辈们当时还在依靠附近的郎中看病。在当时，乐园公社大面积流行百日咳、麻疹等为主的传染性疾病，最严重时全公社3700多人中出现1000多人感染。那时，覃祥官主动选择到乐园公社三大队当一名拿工分的赤脚医生。

　　覃祥官创造性提出的合作医疗制度设计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就不用再交钱。

　　李发从说，小时候时常看到师爷上山采药，为了解决合作医疗用药的问题，他们使用土医、土药、土药房，药品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李发从小时候自己也曾用过药，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家家户户种药，为的就是让合作医疗办下去”。

　　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开花。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全国的赤脚医生数量达到150多万名；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1968年的20%上升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90%；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国创造性的用20%的合作医疗费用支出将80%的人口纳入了医疗保障范围。

　　1990年，20岁的李发从加入合作医疗点。但这时，也是农村医疗运行面临困境的时候。“改革开放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老百姓用药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面临成本的上升，李发从没有打退堂鼓，在他看来，合作医疗是一颗种子，自己不能把这颗种子搞丢了。

　　李发从勉力维持，最高时甚至借债数万元，换来的是乐园村的合作医疗一天也没停过。转折发生在他成为村医的第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带来了合作医疗的第二个春天。

　　新农合是农民的“公费医疗”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这种由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的新型农村医疗解决方案，在2002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河南省新乡市所辖8个县（市）在2003年全部进入首批新农合医疗试点。封丘县陈桥镇孙杏头村村委会主任翟金友还记得，当时自己拿着新农合的方案家家户户宣传，这是农民自己的“公费医疗”。

　　那时“新农合”个人缴费是每人10元，最初很多人不了解这钱能做什么。翟金友回忆，当时他们一户一户地宣传，一户一户地收费，“有时一户都能跑几趟。”

　　最初，村民缴费后会领到存折大小的绿色“医疗证”，这是报销的凭证，大伙儿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翟金友说，随着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新农合报销解决了许多大病患者的看病负担，对新农合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村里因病致贫的现象通过新农合的报销补偿得到了有效遏制。

　　自2003年开始试点、2008年实现全面覆盖以来，“新农合”制度参合人口数从试点初期的8000万人逐年增长，到2012年6月底就达到8.12亿人，参合率超过95%。翟金友说，后来，新农合的缴费标准提升，但报销比例也提升了，缴费季他们不再需要走家串户，只需在村广播室吆喝一声。

　　在“新农合”逐渐托住农村医疗需求的同时，新的改革开始“萌芽”。

　　三明的医改是非改不可

　　2015年年初，福建三明发布《意见》，决定从当年4月1日起，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执行统一的用药目录、诊疗目录、服务标准，实现“三统一”。彼时，三明医改已经开展三年。

　　三明医改第一任“操盘手”、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原组长詹积富说，这项工作，是为了“让农民和干部享受同样的待遇”。

　　三明医改启动于2012年。詹积富坦言，当时三明已经出现医保基金穿底风险，三明面临的形势是“不得不改”。

　　医改首先改什么？当时詹积富已经发现药品价格虚高50%，所以将第一项目标定为降药费。

　　2012年4月，三明在首批药品重点监控目录中列明129个品规药品，这些药品，是詹积富口中“虚高特别厉害”的营养性、辅助性药品，“大部分属于我们讲的万能神药”，詹积富回忆政策落地后的效果，“4月份文件一出台，5月份整个三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耗材使用的金额就下降了1/4了，效果立竿见影。”

　　“遏制药品滥用”“砍掉虚高药价”“提升医护阳光收入”，詹积富带着三明医改领导小组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詹积富说，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对医院、对医生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变革。“医生的酬劳来源不在于收了多少病人，做了多少检查，而是医生为老百姓的健康贡献了多少，医疗质量提升了多少，医疗安全如何做得好。”詹积富说，由此，过去因经济因素导致的不正确医疗行为也得到了纠正。

　　如今，三明进入医改3.0阶段——以健康为中心。詹积富说，“三明医改”的答卷，还要一直写下去。

　　詹积富所坚持的，也是岑雪芳正在感受的。

　　家庭医生真是很新鲜的事儿

　　岑雪芳还记得七年前自己接到的社区电话，“家庭医生”这个新名词从那时开始走进她的生活。

　　2016年《关于推进家庭医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家庭成为全民健康管理的“第一场景”，作为被激活的社区基层医疗服务主体，家庭医生开始为慢病患者开出长期处方、在必要时开展上门服务、有效提升签约居民的健康知识素养。

　　2018年时，已经退休的岑雪芳发现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她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走进了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由社区健康中心的指导老师和家庭医生为她提供运动指导。去跑步机上跑一跑，每天再测个血压成了岑雪芳的习惯。

　　2023年，她惊喜地发现健康中心又升级了。在上海市首家“全龄友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社区运动健康师为岑雪芳在内的慢病患者开展运动干预，提供个性化饮食和运动建议，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多年锻炼，岑雪芳也实现了从普通用户到指导老师的身份转变，“现在我不但自己锻炼，还带领我们‘小姐妹’一起锻炼”。

　　作为健康中心老会员，岑雪芳会给中心内的新会员开展健康指导，为他们推荐适合自己的运动器械给他们指导一下，一起享受运动的乐趣。（记者杜希萌 刘佳 韩志涛 刘涛 凌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