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一个平常日子，从美国归来的华侨林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诊室。多年来，林女士一直有腰突症的老毛病，此前简单治疗后便有所缓解。可此次复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林女士开始先去了上海另外一家医院，当腰突症治疗，但效果一直不好，疼痛持续加剧，尤其以夜间为甚，甚至连正常行走都困难。后来被介绍给董医生。当时负责接诊的骨科主任董健教授详细询问病情后，鉴于其疼痛特点与典型腰突症不符，但患者携带的腰椎CT片子确实存在中度腰椎间盘突出，但同时发现腰椎下方小块局限性骨质密度减低区，这一细微异常引起了董教授的警惕。他立即追问林女士的既往病史，得知她五年前曾患乳腺癌。

　　为明确诊断，董健教授随即安排林女士进行了腰椎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结果清晰显示，腰椎多个椎体出现骨髓信号异常。为寻找原发灶并评估全身情况，林女士在进一步接受了PET-CT检查，最终真相大白：结果高度提示转移性病变。剧烈的腰痛并非由单纯的腰椎间盘突出引起，而是乳腺癌转移至腰椎所致。

　　时光流转回当下，当再次回顾林女士的病例，董健教授表示，正是因为对“五年不复发即临床治愈”的片面理解，让她掉以轻心，长期伴随的腰突症带来的腰痛，也疏忽了可能会有乳腺癌转移的可能，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健康威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复旦大学脊柱肿瘤研究所所长董健教授

　　打破认知误区，别让脊柱转移瘤成“隐形杀手”

　　脊柱肿瘤，这一曾被视为“罕见病”的疾病，如今正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数据显示，世界上每年新发脊柱肿瘤700万例，因原发恶性肿瘤患者中，约70%会出现骨转移，而脊柱作为人体的“生命之柱”，因承载神经、支撑体重，成为肿瘤转移的“高发地”。然而，公众对脊柱肿瘤尤其是脊柱转移性肿瘤的认知仍存在诸多盲区，早期诊断率低、误诊率高、处理方式不得当的问题亟待解决。

　　“过去，骨科医生很少遇到脊柱转移瘤患者。”董健教授阐述了脊柱肿瘤流行病学的重要变化：“过去许多原发肿瘤患者生存期较短，还没等到转移就去世了。但随着医学不断进步，化疗、靶向治疗等技术大幅提升了原发恶性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这也导致转移性脊柱肿瘤发病率激增。”他解释，脊柱肿瘤中99%为转移性肿瘤，仅1%为原发性恶性肿瘤，而结肠癌、肺癌、肝癌等是最易转移至脊柱的原发肿瘤类型。患者常因腰痛、下肢痛或瘫痪就诊，但此时病情往往已很严重。

　　谈及公众对脊柱肿瘤的认知误区，董健教授表示：“过去，包括许多医生在内，都认为转移性脊柱肿瘤是‘绝症’，只能‘吃中药、等时间’，这种观念必须扭转。”他认为，转移瘤并非“无药可医”，关键在于早期干预与多学科协作。自2007年起，董健教授团队开设全国首个“脊柱肿瘤切除学习班”，积极推动国内诊疗技术的规范化。如今，更多脊柱肿瘤医生借助创新技术，帮助部分患者实现长期生存，“带瘤生存”正从概念变为现实。

董健教授问诊

　　此外，临床中，脊柱肿瘤常因症状与腰椎退行性疾病（如腰椎间盘突出症）相似而被误诊，董健教授因长期从事腰突症的防治，也救治了许多因脊柱转移瘤当做腰突症前来看病的患者。谈及如何避免此类误诊，董健教授提醒，若腰痛出现以下情况需高度警惕：一是有肿瘤病史；二是常规治疗无效；三是夜间腰痛加重。“早期诊断是关键，磁共振（MRI）结合PET-CT可精准识别肿瘤，避免漏诊。”

　　作为全国最先成立的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董健长期致力于骨科以及脊柱疾病的健康教育。他建议，肿瘤患者应高度重视腰痛的出现；普通人群若出现不明原因腰痛，尤其是中老年人和肿瘤高危人群，需及时就医。据了解，目前该院脊柱肿瘤综合诊治中心已形成“手术-放疗-靶向治疗-康复”全流程管理模式，通过多学科协作（MDT）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相对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医学的进步，不仅在于治愈肿瘤，更在于给予肿瘤患者希望与尊严。”董健教授的这句话，道出了脊柱肿瘤诊疗的核心。从“无药可医”到“可防可治”，从“误诊陷阱”到“精准管理”，三十余年的临床实践，让他和团队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每一位患者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份希望你这里的都应被全力守护。

　　攻克脊柱肿瘤“禁区”，引领诊疗模式全面革新

　　脊柱肿瘤手术，曾被医学界视为“禁区”。由于脊柱前方紧贴主动脉，后方紧邻脊髓神经，手术过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大出血或导致患者终身瘫痪。

　　全脊椎肿瘤整块切除技术自上世纪90年代由日本学者首次报道以来，便因其高风险性和技术难度引发了医学界的广泛争议。董健教授回忆道：“当时日本学者在国际会议上报道，手术时间长达20小时，输血量高达8000毫升，几乎相当于患者全身血液的两倍。这样的手术难度和伦理风险，让很多人质疑其可行性。”

　　然而，医学的进步从未停止脚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手术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2007年，董健教授团队在国内率先报道了改进后的全脊椎肿瘤整块切除的一组病例，将手术时间大幅缩短至6小时以内，输血量也降至1000毫升以下，部分病例甚至实现了零输血。

　　董健表示，这一突破得益于麻醉管理、止血技术及手术器械的多方面创新。“我们引进了止血凝胶，喷洒后形成泡沫覆盖创面，有效减少了术中出血。同时，我们改良了椎弓根分离技术，通过前后方的血管和神经分离，避免了脊髓损伤，发明了多项手术工具，手术中采用显微镜技术，显著提高了手术安全性。”

　　尽管全脊椎肿瘤整块切除技术在降低局部复发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并非所有脊柱肿瘤患者都能够、或者需要接受如此大的手术创伤。“随着技术的普及，我们反而更加注重阶梯化治疗。”董健解释道，根据肿瘤分期、患者年龄、营养状态及并发症风险，团队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对于原发肿瘤可控、寡转移、预期生存期长的患者，可以选择全脊椎整块切除手术。对于单发转移肿瘤，没有压迫神经，优先选择椎体成形术、立体定向放疗；多发转移患者，无神经压迫，应优先选择椎体成形术、立体定向放疗或靶向治疗，以最小创伤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若出现神经压迫，则采用“分离手术”理念，仅切除压迫脊髓的关键部分，剩余肿瘤通过大剂量立体定向放疗控制。“这种组合疗法既减少了手术创伤，又提升了整体疗效。”董健教授说。

　　作为全国首个“脊柱肿瘤综合诊治中心”和脊柱肿瘤研究所的负责人，董健教授深知多学科协作（MDT）的重要性。他回忆道，传统诊疗模式下，患者需辗转多个科室，可能因各科观点偏差而延误治疗。“现在，我们通过MDT门诊，集结骨科、放疗科、化疗科、病理科专家联合会诊，一站式制定最优方案。”

　　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治疗效率，还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满意度。董健教授举例说明，对于转移性脊柱肿瘤患者，MDT团队可先通过分离手术缓解脊髓压迫，再联合大剂量放疗控制残留肿瘤，这一模式避免了患者辗转多个科室，打破了学科壁垒，让治疗从“单打独斗”走向“集体智慧”。

　　展望未来，董健教授透露，团队正规划在五年内推出更精细化的中国脊柱肿瘤诊疗指南，纳入营养评估、生存期预测等新标准。同时，他强调基层医生培训的重要性：“全脊椎肿瘤切除技术已在全国推广，但阶梯化治疗理念仍需深化。”

　　从临床到科普，二十年铸就医学科普“里程碑”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骨科诊室，董健教授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看诊、手术、教学、科研……然而，在这份看似“传统”的医者日程表外，他还肩负着另一重使命——医学科普的践行者与引领者。

　　从临床一线到科普讲台，从手术刀到笔杆子，董健用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

　　谈及投身科普的初衷，董健回忆道：“门诊时间有限，许多问题无法充分解答，写科普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看诊治疗。”早期临床工作中，他常常遇到因缺乏医学常识而延误治疗的患者。有人因误信“脊柱手术会瘫痪”而拒绝手术，错失最佳治疗时机；有人因不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方法，长期饱受疼痛折磨。医者的责任不仅在于治愈疾病，更在于传递健康知识，让患者少走弯路。

　　2005年，董健带领团队总结数万例腰椎疾病诊治经验，撰写了《腰突症系列书》。这本书凭借其专业性和实用性，成为无数腰突症患者的“看病指南”。因此获得201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让科普更生动、更易传播，他在国内率先开始尝试微电影、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用真实案例和故事化叙事破除误区。其中，他主编的脊柱健身操系列的微视频播放量过亿，主编主演的微电影《脊柱上的拆弹兵》被评为优秀纪录片，在2016年上海科技节展映，2023年他又主演了微电影《脊柱上的拆弹专家》，以患者真实经历改编，让专业医学知识以更温暖的方式触达大众，被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转播。

　　在董健看来，临床与科普是相辅相成的“双螺旋”。一方面，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科普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使科普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科普反哺临床，通过与患者的互动，帮助医生更深入地理解患者需求。他举例说：“通过科普互动，我们发现患者对脊柱肿瘤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这促使我们在诊疗中更注重心理疏导和全程管理，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这种理念也深深融入了他的教学体系。2018年，董健积极推动成立国内首个医学科普研究所——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为医学科普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强大的平台。2024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做一个有趣的医生：健康科普‘必杀技’”健康科普进阶教程，这门课程由董健教授发起和负责，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20多位在科普、传播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医生和媒体人授课，通过案例教学和实操训练，培养青年医生的健康科普能力。他常对学生说：“医生不仅要会拿手术刀，还要会拿话筒，能与大众很好的交流。好的科普能改变观念，甚至挽救生命。”在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认识到科普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其中。

　　“医学科普需要医务人员的广泛参与。我们不仅要自己做好科普工作，更要帮助年轻医生走好科普之路，让更多的人受益于医学科普。”从一本科普书到一门研究生科普课程，董健用二十年坚守证明：医者的价值不仅在于治愈疾病，更在于用科学与人文守护全民健康。正如他所说：“好的科普，能让健康管理从医院走向生活，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